今天这期的主题是出版历史知识。本期笔记根据圣才电子书《出版专业基础知识（中级）》整理。
出版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行业，对历史的学习其实是一种文化的传承过程。深入研究编辑历史，是认识编辑活动规律的重要途径。那我们开始学习吧📖~
本篇笔记涉及的朝代较多，在学习之前我们先一起复习一下💁朝代歌：
三皇五帝始，尧舜禹相连。
夏商与西周，东周分两段。
春秋和战国，一统秦两汉。
三分魏蜀吴，两晋前后延。
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
宋元明清后，王朝至此完。
这个版本是历史老师以前教的😉，笔者搜了一下发现朝代歌的版本好多呀~
✏️迄今所知较成熟的最古文字，是清光绪年间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现的殷商时期的甲骨文。这是商王盘庚迁殷以后的历史遗物，距今有3000多年的历史。据统计，甲骨文单字约有4500个，其中约1700个已可识别。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创立小篆（又名秦篆）。小篆形体更简单，结构整齐，写法规范。“书同文”对于汉民族的统一、中华文明的传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隶书是秦时源于民间的字体，将汉字变得更为简洁，更趋大众化，真正成为便于书写的符号。隶书到东汉中期出现的八分书，已与楷书比较接近，奠定了汉字的方块形象。后逐渐发展形成了以钟繇（jù）所书之字为代表的“真书”，即楷书，又称“正书”。自从楷书出现之后，汉字的字体趋于基本稳定。楷书沿用至今，在历史上与书籍复制的关系最为密切。
✏️藏文是公元7世纪吐蕃大臣通米桑布扎参照印度梵文和乌尔都文字母，结合藏语特点改制而成的一种拼音文字。历史上用藏文抄写、印制了大量图书，保存至今的文献十分丰富。
✏️回鹘文曾是当时西域和整个中亚地区的通用文字之一，对其他少数民族文字的产生影响很大，辽代契丹小字、元代蒙古文的创制都是以回鹘文为基础的。
在文字产生与演变的同时，文献的物质载体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变迁过程。
在纸发明前，埃及人用纸莎草，巴比伦人用泥版，欧洲人用小山羊皮等作为书写材料，这些材料都存在许多缺点。
从考古发掘看，纸发明以前用以承载文字信息的文献载体主要有
侯马盟书”，以玉石片（绝大多数被打磨成圭形）为材料，用毛笔将盟辞书写在上面。简牍（dú）”是“简”和“牍”的合称，指加工成细长条而可书写文字的竹、木片，竹片称作“简”，木片称为“牍”。简牍已具有较完备的书籍形态，后世的书籍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因袭了简牍的形制，如从上至下、从右至左的书写形式，版面的版框、行款、天头、地脚。此外，书之称“卷”“册”，以及书业中的“杀青”“尺牍”“版图”“书札”“篇籍”等行话，都与简牍相关。纸的发明是出版技术发展过程中一项历史性的重大进步，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据考古发掘，我国在西汉时期已经有纸。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至1990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先后8次在新疆、甘肃、陕西考古发现了早期古纸。但纸作为一种新的文献载体，要得到广泛使用，必须具备成熟的工艺制作手段和标准，能够达到稳定的质量和形成大批量的生产。因此，西汉时期并未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纸。
蔡伦在前人基础上进一步改进了造纸术。
中国发明的造纸术，很快传入东亚周边国家。朝鲜半岛有中国纸书，当在太康六年之前。中国造纸术大约在4世纪传入朝鲜，5世纪经朝鲜传入日本。唐以后，朝鲜产的“高丽纸”与日本产的“和纸”在中国也很有名。通过频繁的友好交往，中国与邻国分享着造纸术带来的文化成果。
雕版印刷产生于隋唐之际的可能性较大；佛经与佛像居多；四川成都成为雕版印刷中心，刊刻了《九经》《文选》《初学记》等多种大部头书籍。 我国发明的雕版印刷技术，最先是在民间使用。
直到19世纪初西方的铅活字印刷术传入之前，雕版印刷一直是中国最主要的印刷方式。
活字印刷可使用木活字和铜活字。
木活字在12世纪末13世纪初已经在西夏广泛应用。活字印刷术是毕昇在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年）发明的泥活字印刷。周必大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用沈括所记的方法，以胶泥铜板刊印了他所著的《玉堂杂记》。王祯，用木活字成功排印了自己编纂的《旌德县志》，并作《造活字印书法》一文附于所撰《农书》之后，是我国印刷史上最早系统叙述木活字印刷的珍贵文献。铜活字排印，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铜活字印刷，在出版史上影响很大。活字印刷在中国古代出版业中，并未取代雕版印刷成为主流出版技术。究其原因，是
活字印刷技术无法解决重印问题，每一次重印，都必须费工重排，在一次印数较少的情况下，反而不如雕版经济。关于套版印刷发明的时代，学术界有宋、元、明诸说，而这项技术的广泛应用，是在明代后期。
套版印刷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批点古书的风气，也有力地促进了套版印刷的广泛应用。要在同一书页上印两种以上的颜色，有两种方法：
套版由涂版发展而来，使版面分色更清晰，表现更细腻。套版印刷术的发明使印刷进入彩印时代。饾（dòu）版是较为复杂的套版印刷。中国雕版印刷术诞生后，随着中外文化交流：
东亚、南亚地区。埃及19世纪发现的数十张印刷品推测，中国雕版印刷术传入阿拉伯地区的时间，有可能是在11～12世纪，至迟不会晚于1350年。欧洲到14世纪末年才出现少量雕版印刷，西方学者推测是从阿拉伯地区传过去的。在中国印刷术影响之下，德国人约翰·谷登堡约在1445年发明铅活字印刷，比中国毕昇发明泥活字晚了约400年。但谷登堡的发明富有独创性。他使用铅活字与油墨，通过压印而不是刷印的方式印刷，并且发明了木制印刷机，开创了近代机械印刷的新纪元。
编辑工作始于何时，学术界对此尚有不同意见，但对于“最初的编辑工作主要是校勘”这个观点，基本上已形成共识。
古代刻书业的特点，是从事古籍编纂、编辑、编选之类的工作，以官刻、私刻者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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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图书的生产方式主要有官刻、私刻、坊刻、寺院刻书等四种。
官刻
出资或主持的图书刻印活动，主体一般是中央和地方的官府。标志着印刷术从民间走入官府。正经、正史为主，强调教化功能。私刻
士人学者，所刻书籍的牌记多刊自家堂号、宅名或书斋名等。非赢利。因士人学者或亲自校勘，或延聘专家代劳，所以校刻精审，图书质量较高，为当时及后人所重。 清代为他人刻书做编辑工作最有名的要算顾广圻，人称“清代校勘第一人”。 顾广圻与黄丕烈合作最多。黄氏最佳的版本，再加顾氏最佳的校勘，珠联璧合，弥足珍贵，学界称“顾黄”。总的看已超过官刻。坊刻
书商，我国早期印刷品多为坊刻本。市场需求为导向 形式上多为小字本、巾箱本、互注本、插图本坊刻本称为“通行本”，从中正可看出坊刻本在古代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和影响。出版技术的发明和革新，大多出现在以坊刻为代表的民间出版活动中。寺院刻书
一些寺院也是重要的出版机构，佛教、道教典籍的刊印，是一个重要的出版门类。佛教典籍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由寺院集资刻印的。道教典籍的刻印不如佛教典籍多。为了吸引民众，方便传教，寺院刻书往往并不局限于宗教典籍，也刻印一些生活用书、流行读物等。📙📗📘📙📗📘📙📗📘📙📗📘📙📗📘📙📗📘
自宋以来出版界流传一本书，题名《相台书塾刊正九经三传沿革例》。这是一本最早的有关编辑出版业务工作的条例。该书有“书本”“字画”“注文”“音释”“句读”“脱简”“考异”七个条目。
汉平帝（西汉）元始四年（4年）宰衡王莽扩建太学后，在太学附近形成了“槐市”。
书市
苏州书市，多集中于胥门、阊门、玄妙观附近，总称吴门书市；成都书市，有经元八大家之称，因乾隆年间江西书商贩书至成都，所设书籍铺字号中多有经、元、友、观、贤等八字，故名；北京琉璃厂，既是图书贸易市场，又聚有众多刻书铺，乾隆年间开四库馆，众编修常来此购书，书市益盛；道口街书市。西方铅印、石印技术传入后
字体变小但仍十分清晰，如石印本《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均只有32开大小。西方造纸技术和装订机械的引进
图书可以双面印刷，出现了精装、平装的样式。横排由右翻本变成左翻本。毛边书也日趋向切边书转化。影印属于西方印刷技术传入后对我国印刷技术产生的影响，不涉及图书形态。
中国古代的图书装帧
在纸张普遍使用以后，从当初的卷轴装，到经折装，到旋风装，到蝴蝶装，到包背装，经过千余年的历史演变，最终定格为统一的线装形式。
传统的线装样式作为中国特有的一种图书装帧形式，至今仍然保留，用于一些富有传统文化气息的图书。
经折装：图书从卷轴装演变到册页形式的一种过渡性装帧。其特点是把长幅卷子一正一反折叠成长方形书本形式，前后粘以封面。佛家经典多用此式。隋、唐以后，佛教大盛，翻译了很多经卷。佛徒诵读时舒卷不便，乃改为折叠成册的形式。凡经折装的书本也称“折本”。因奏折也用这种形式，故后来又有“折子本”的叫法。
旋风装：又称“龙鳞装”。这种装订是从卷轴装演变到册页制度的一种过渡性装帧，外壳保留了卷轴装的格局。因其在收卷时各叶鳞次朝一个方向旋转，宛如旋风，故称“旋风装”；展卷时书叶鳞次相积，故又称“龙鳞装”。此种装法大约盛行于唐代。
蝴蝶装：简称“蝶装”。图书装帧中册叶制度的早期形式。书叶按照中缝反折，即将有字的纸面相对折起，再将各叶中缝的背口对齐，以浆糊粘连在作为封皮的厚包背纸上，裁齐成册。翻阅时，书叶有如蝴蝶两翼开展。其封皮有软面和硬面两种。
包背装：亦称“裹背装”、“裹后背”。此种图书装帧形式大约出现于南宋末，盛行于元末、明初。其书叶正折，书口向外，无字的一面相对，再以纸捻装订成册。因用一整张封皮环绕书背粘裹，不再另穿孔订线，故称包背装。有软面和硬面两种。
线装：明显特征是装订的书线露在书外，是我国的传统装订法。
晚清政府办的出版机构大致有两类，分别是
扬州的淮南官书局、苏州的江苏官书局、杭州的浙江官书局等纷纷出现。翻译机构，附设于洋务派创办的学校和工厂内。同治元年（1862年）成立的京师同文馆附属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后并入京师大学堂。同治二年（1863年）上海同文馆成立。工厂附设的翻译出版机构，有福州船政学堂和江南机器制造总局翻译馆，而尤以后者为著。近代民营出版机构
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资本形式有独资、合伙和股份制公司三种。
近代民营出版机构的出书特色与其总编辑个人的知识背景和兴趣喜好有很大关系。
1943年4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商务印书馆等七家出版机构，在重庆组织国定本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简称“七联处”，承担国立编译馆主编的国定教科书的印刷发行任务。这七家的分配比例是：商务印书馆22%、中华书局22%、正中书局22%、世界书局12%、大东书局10%、开明书店8%、文通书局4%。
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世界书局这三大民营出版机构，堪称全国出版业中的巨头。 世界书局是沈知方创办的民营出版机构。
据当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调查计算，1934年全国出版物总册数的61%，1935年的62%，1936年的71%，均出自这三大巨头之手。
这些民营书局的先后兴起，正式确立了上海在中国近代出版史上的中心地位，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中心地位不断得到强化。
为了拓展销售业务，上海凡是有规模的书局，都设法在全国重要城镇设立分支机构和特约经销处。
正中书局由陈立夫1931年创立于南京。1933年，陈立夫将书局全部资产捐献给国民党，从此正中书局隶属于国民党中央，成为国民党党营事业。大东书局1916年由吕子泉等创办，出版中小学教科书和法律、国学、中医、科技、文艺等各类图书，是民国时期有影响的民营出版机构。开明书店汇聚了一批著名文化人担任编辑，如夏丏尊、叶圣陶、郭绍虞、王统照、宋云彬、周予同、周振甫等。这些学者深厚的学术造诣、严谨的治学态度，使开明书店逐步形成了朴实严谨的编辑作风，成为有影响的民营出版机构之一，出版的图书注重学术质量和编辑质量，得到社会的认可，而期刊《中学生》更在当时深受读者的欢迎。点石斋书局、申报馆等均为外国传教士在上海主持的出版机构。
20世纪初期，民营出版的主体地位正式确立。
由地方官绅创办的官书局，从19世纪60年代起曾经一度兴盛，时间长达二三十年。这些官书局利用政府的力量，大量刊刻传统文化典籍，这些“局刻本”因多由学者名家从事校勘而质量精良，且“平其值而售”，所以价格低廉而流布广远。
南洋公学所附译书院出版自编新式教科书，打破了西学教育以使用教会出版物为主的局面。该院出版的《蒙学课本》三编，是中国学校正式使用的第一种新式教科书。
三联
生活书店于1932年7月由邹韬奋等创办于上海，后出版《大众生活》期刊，是我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重要刊物。新知书店于1935年由钱俊瑞、徐雪寒、薛暮桥等多人创办于上海；读书生活出版社由艾思奇、郑易里出资，邀黄洛峰于1936年在上海创办。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最有影响的是生活书店、新知书店和读书生活出版社。1920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设立新青年社，出版期刊《新青年》和《新青年丛书》，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新青年》一度成为党的机关刊物。
报纸的大量出版发行，是中国近代出版的一大特点。
报纸作为国外传入的一种新传播媒体，早期主要是由教会、外商办的。
《中外新报》是中国人主办的第一份近代报纸。申报馆创办的《瀛寰琐记》，是中国第一种文艺刊物。商务印书馆早期的出版业务之一是兴办各种期刊，自1903年创办《绣像小说》起，到1914年已有自办期刊6种，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第一种出版专业杂志；《中学生》是由开明书店创办的；学术界一般认为：最早的具有现代含义的中文期刊是《察世俗每月统记传》（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它由英国传教士马礼逊、米怜于1815年8月5日在马六甲创办，用木版雕印，主要在南洋华侨中免费散发。
《訄（qiú）书》是清末章炳麟的名著。
民国时期，丛书的出版是一大特色，既有综合性的，也有以某一专题、专科为一类的。其中，《万有文库》是民国出版史上最大的一套现代普及性综合丛书，第一集于1929年问世，收录各科图书1010种，共1.15亿字；第二集于1935年出版，正编收录各科图书700种，分装2000册，规模与第一集相当。
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都在不同层面促成了翻译作品出版的热潮。
林则徐是中国近代最早组织人员翻译西书的人。严复和林纾，都有大量作品在商务印书馆出版。 严译名著（严复），林译小说（林纾），法条
《伯尔尼公约》诞生，1902年上海的《外交报》全文译载了《伯尔尼公约》，开启了这部国际著作权公约在中国的传播工作。出版行业协会组织是随着维护著作权活动的脚步而建立的
北洋官报局盗印文明书局的书，却反过来要求当局撤销文明书局的著作权。这促使北京、上海两地的出版机构建立了北京书业商会和上海书业商会，以期“互通声气”“禁私行翻印”。 商务印书馆的夏瑞芳和文明书局的俞复是上海书业商会的主要负责人。1906年6月，上海书业商会创办的刊物《图书月报》第一期出版，刊登了上海出版业中所有加入书业商会的22家成员名单，主要是上海的民营出版机构。上海书业商会在维护成员的著作权利益上有所作为，但改组后的上海书业同业公会处于国民党的控制之下，少有作为。上海著作权人公会。中国著作权协会成立，参与的著作者共有35人。文化救国会，中国文艺家协会也在上海成立。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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