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何为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何为正确的“网络安全观”

• 绪论
• • “时空”视角：演进与差异
  • 全球治理视角：平衡与优先
  •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整体与系统

绪论

网络是什么？相信没人能给出完美的界定与描述。自从互联网诞生以来，随着底层技术逻辑与上层社会应用的不断发展，其内涵与外延始终在不断拓展。特别是近年来，从IPv6到大数据、从人工智能到物联网、从量子计算到区块链，各种新兴技术与应用不断推进人类社会沿着信息社会的高速轨道，一路“狂飙”。所谓互联网，即便是简单的将其理解为“链接”或“联接”，“接入端”都不再只是设备，互“联”的不仅是“物”更是“人”，从“人物互联”到“人人互联”，直至“万物互联”。自此，网络似乎已经成为一张无所不在的“网”，它是技术之网、信息知网、数据之网、更是社会之网。这些“网”所带来的变革性影响，催生的不仅是新的生成方式，更是新的社会形态。因而，从某种程度上将，网络安全具有复杂、多元、动态等特点，其理念认知与实践发展的把握也需要多角度多维度。

“时空”视角：演进与差异

首先，让我们沿着历史的脉络，观察一下不同时间节点下，对于网络安全的认知与实践有着怎样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互联网发展初期，所谓安全毫无疑问是以技术为中心的，核心任务就是维护互联网平稳运行;到了21世纪头十年，随着互联网全球性普及，尤其是商业与社会应用的快速扩张，互联网“社会”尤其是一些负面影响进一步凸显,国际社会开始认识到，网络安全不仅涉及技术问题，更涉及诸多公共政策，以技术为中心的安全认知开始转向安全的综合治理，其代表性事件就是2003年信息社会世界峰会(WSIS)的召开，标志着国际社会各方开始从更多元的角度看待网络安全及其治理;词转变过程中有一个共识，确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以技术为中心，还是强调综合治理，“共同安全”理念深入人心。因为众所周知，互联网的技术架构与跨国运营特征，没有哪个国家或其它相关主体，能够独立解决所有安全问题，网络安全不仅需要政企合作，更需要国际合作。

但这种认知在2013年夏天受到"颠覆性"冲击，"斯诺登事件"爆发，国际社会各方面在"残酷的"真相面前,前所未有的意识到网络安全的风险与威胁是怎样的超乎想象，关于网络安全"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思潮，更是受到沉重打击，虽然"斯诺登事件"本身已属”陈年旧事“，但其深远影响在于极大破坏了互联网发展多年积淀而成的“信任”基础，让各方开始反思什么是真正的网络安全。该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出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在“斯诺登事件”后的几年内涌现了一股网络安全“战略"热潮。各主要大国纷纷出台相关战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安全措施，也正式基于此，从事网络安全的专家们慨叹，各国对于自身安全的诉求已经远超对于所谓共同安全的维护，随着时间的推进，网络安全中地缘政治的色彩日益浓厚。到了2018年，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执政期间相继发动所谓对华“贸易”战与“科技战”，其后，无论是“脱钩论”“分叉论”，还是“小院高墙”，都充分说明地缘政治竞争与大国博弈背景下，网络安全被进一步“政治化”与“泛化”，自此，所谓网络安全所蕴含的意味已然远远超越网络安全本身。

其次，我们在试着从“空间”转换的视角，来观察一下不同地区与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认知与诉求的差异。其实不难理解，毕竟处在不同发展阶段，必然应对不同现实诉求。总体而言，对于欠发达地区，能否弥补“发展鸿沟”，搭上“信息快车”，享受“数字红利”是其核心关切；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能否“缩短差距”，获取后发优势，确保自身的发展不受安全短板制约是当务之急；而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如何在“不对称”的信息环境中确保在战略竞争中继续维护“先发优势”是其布局安全的应有之义。这种发展差距带来的问题在网络领域比比皆是。以当前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范为例，从“联合国框架”下各国对于网络空间国家行为规范的“异见”就可管中窥豹。各种表面上关于具体规范的争论，内里都是国家间的制约与反制约，正是基于网络实力的差距，广大新兴与发展中国家希望能够通过规则的制定约束相关发达国家的行为，确保其不会借由超强的实力实施可能损害他国权利的行为，反之，相关发达国家显然不希望所谓“行动自由”受到“拖累”。

综上所述，“网络”与“网络安全”难以被统一界定和精准描述，它既在不断演进，更存在事实差异，必须基于具体的“时空”背景才能得以准确“定位”，这也是为什么学界与政策界通常从“分层”的角度，将网络安全的层级大体划分为物理层（如光缆等网络基础设施）、逻辑层（如网络协议等）以及应用层（如各种社会应用等）等方面的安全问题。虽然对于如何分层有不同的看法，比如有学者鉴于当前数据及社交平台与网络安全的强“相关性”，提出应用层可以再细分为数据层与平台层等，但无论如何分层，其核心是为了议题的聚焦与分析的便利，实际上，各“层”之间相互关联、彼此互动，任何网络安全问题都有可能形成“多层影响”甚至“全层覆盖”。当然， 一般而言，狭义的网络安全更多关注互联网技术架构层面的稳定，而广义的网络安全则更多从战略与政策层面关注社会应用带来的安全

全球治理视角：平衡与优先

谈到安全，就不能不谈到发展，以及二者之间的辩证关系。一直以来，网络安全议题被视为全球治理的新兴领域，从全球治理的视角来看，任何全球性议题，其治理必然始终围绕两大主线，即“发展”与“安全”。在网络空间亦然，事实上确保二者的平衡被视为网络空间治理的目标，但绝对的平衡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是国际社会各方共同追求的目标。实践证明，二者从来都是相对的平衡，在不同历史时期，网络空间国际治理重心实际在“发展”与“安全”的优先考虑上有所偏向。当前种种迹象表明，在各种因素作用下，现阶段所谓“发展”与“安全”的天平也的确有所倾斜，相较于发展足球安全塑胶成为相对优先的核心关切，网络空间国际治理中的“安全”属性更加突出，之所以有如此判断，主要基于以下观察:
一是新技术与应用的发展驱动。互联网技术架构从其最初设计本身而言，追求的是互联互通与全球普及，是一个旨在“发展”的架构，天然不是一个追求“安全”的架构。因此，从互联网产生直到21世纪头十年，互联网技术的商业化与社会化进程不断加快，互联网成为全球重要信息基础设施，互联网与社会的交互性亦进一步加强，此阶段的特点就是技术与应用的不断推陈出新，国际社会各方考虑更多的是如何最大限度的发挥互联网技术给社会带来变革性影响。虽然在此过程中，一些网络安全问题也开始显现，但仍主要集中反映在技术层面，如垃圾邮件，蠕虫病毒等，即使涉及一些社会领域，如网络犯罪开始日益增多，但一切似乎都在可控范围，当时国际社会治理目标更多偏重于“促发展”，如在2003年与2005年的WSIS日内瓦会议与突尼斯进程中，虽然国际社会对互联网治理的认知开始从技术转向综合治理，但仍认为其应该是“各国政府、私营部门和公民社会根据各自的作用，制定和实施旨在规范互联网发展和使用的共同原则、准则、规则、决策程序和方案”，聚焦点明显在“发展与使用”上，之后的联合国互联网治理论坛（IGF）的议题设置更多的也是对于发展的考量。但近年来形式发生很大变化，技术本身的安全风险特性进一步显现，互联网技术发展进入新阶段，以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与区块链等“基于互联网的”技术与应用不断落地，相较于追求“互联互通”的初始技术，这些技术与应用就不断产生新的安全风险，因此必须从设计与应用之初，就需要基于安全的架构设计与考虑成为各方共识。
二是重大突发性事件的“催化作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及“斯诺登事件”带来的影响，虽然该事件似乎已过去9年，但事件的深远影响却仍不断显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在客观上使得国际社会各方从战略高度全面审视网络空间的安全问题，安全关切前所未有地深人人心，并在很大程度上转化为各国将网络安全作为核心利益关切。再加上随着国家主体在网络空间战略竞争的日益白热化，尤其是其与现实空间博弈相互融合与振荡，非国家主体不断利用“低门槛”与“非对称力量”在网络空间不断拓展，网络空间形势更趋复杂，网络犯罪与网络恐怖主义等使得网络安全形势更趋恶化，国际社会各方开始认识到“保安全”至关重要，没有安全何谈发展。这也是为什么在2015年底的信息社会世界峰会成果落实十年审查进程高级别会议上，国际社会在探讨新- -轮信息社会十年(2016- 2025年) 发展目标时，安全关切格外突出，这体现在大会成果文件中，如肯定政府在涉及国家安全的网络安全事务中的“领导职能”，强调国际法尤其是《联合国宪章》的作用;指出网络犯罪、网络恐怖与网络攻击是网络安全的重要威胁，呼吁提升国际网络安全文化、加强国际合作:呼吁各成员国在加强国内网络安全的同时，承担更多国际义务，尤其是帮助发展中国家加强网络安全能力建设等。

三是国际社会“认知规律”的客观反映。现阶段，国际社会对于安全治理的重视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符合认知规律的，即对于安全问题的认知需要一定时间来形成和发生相应的转变。一方面

总体国家安全观视角：整体与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