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时,胡润和他的排行榜,已经构成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商业人文现象:对财富的追逐和关注,使排行榜倍受瞩目,而原始积累的灰色、排名的不科学乃至相当多人的仇富情结,则造成了观念及商业运作层面的混乱。以至于每次排行榜公布,便会有税务机构前去上榜富豪的公司查税,而往往又是一查一个准,那些因上榜而突然曝光的顶级富豪――尤其是排在前10位的则常常在传媒的追踪下突然显出不该有的“尾巴”来,如仰融、杨斌、顾稚军等,都是靠富豪榜出名的,可又是在传媒的高度关注中,眼睁睁地看他们或塌或萎,令人寒意顿生。甚至有人称之为“囚徒榜”或者“杀猪榜”。
胡润对自己在中国商业界所造成的轰动颇有点得意,在一次访谈中,他直截了当地说,“福布斯排行榜是我的一个工具。如果是一个中国人,或者中国机构来做这个排行榜,都会被骂死,但是,我恰巧是一个英国人,还有一个美国杂志,我们来做,就顺利一点。”胡润的这个说法无疑是真实的,这位30 出头的英国青年以他的大胆和鲁莽意外地打开了一扇“窥视的天窗”。
从2003年起,胡润与《福布斯》分道扬镳,他先是与《欧洲货币》杂志合作制作富豪榜,2005年,他推出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胡润百富榜”。他已经完全地融入到了富有中国特色的财富游戏中,并且显得那么的如鱼得水,他相继搞出了一大堆的子榜单,诸如房地产富豪榜、慈善家榜、IT富豪榜、金融富豪榜、钢铁富豪榜以及奢侈品榜等等,甚至专门为温州做了一个温州富豪榜。他还出版一本叫《百富》的直投杂志。
我与胡润见面第一次见面是在2003年底。跟他约定八点三十分在上海波特曼大酒店见面,结果他迟到了。在十来分钟里,他连接打来两个电话,为上海的交通向我们致歉。访谈在波特曼边上的星巴克进行,这也是胡润建议的,他说,波特曼一杯咖啡要50 多元,而星巴克只要10来元。
这天,胡润穿的很休闲,浅黄的外套,围着一条黑灰相间的格子围巾,这让我想起了塞林格对英国绅士的一个描述,“他们要么夹着一把雨伞,要么叼着一根烟斗,要么,就不分季节地披着一条格子相间的围巾。”胡润说话的样子很细致,很注意对方的感受,并时不时地用英国式的表情来对你的言谈做出反应。他不但中文好得出奇,而且对汉文化的了解更是让人意外,他反问我,“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工业文明是出现在什么时候?”。就在我迟疑不决的时候,他得意地说,“那不就是在宋朝嘛,四大发明。”
就在那次访谈中,我已经注意到胡润开始拥有了一种时空跨度背景下的观察。譬如,他注意到,中国的富豪中最多的是房地产商,2003年则多了很多与农业――也就是说与土地有关的新富。与IT行业有关的只有4、5个人,而在美国,前10名富豪中有3名是出身IT。零售业方面,沃尔玛家族占去富豪榜前10名中的四席,而中国只有国美和家世界两个。在全美400强中,美国人数最多的是做娱乐媒体的,而中国只有一个人。
胡润“富豪俱乐部”的门槛,在1999年是600万美金,2002年就上涨到了8000万美金。这些大陆富豪的平均年龄为46岁,其中能说流利的英文的,才3个人,而这些富豪的孩子们能说英文的,就占到了50%以上。在全球10亿美金以上的富豪排行榜中,香港人有13个,而他们的平均年龄你猜猜是多少?72岁,台湾有5个人,平均年龄近80岁。这说明,我们的富豪还是第一代,在成长期中。2002年,广东地区有17名上榜,前三名都是外省移民,这一特征举国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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