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基于高校毕业生起薪变动趋势

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的实施效果研究——基于高校毕业生起薪变动趋势

［摘要］本研究采用政策评估视角，通过实证研究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对高校毕业生起薪变动趋势的影响，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适宜发展速度。基于2003年至2015年七次全国高校毕业生的抽样调查数据发现，高校毕业生的名义起薪和实际起薪都保持了逐年增长的趋势，个体回收高等教育投资成本的周期缩短，但是起薪增长速度低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长速度，高校毕业生供给增加的速度超出了社会对大学生有效需求增加的速度。多层线性模型的结果表明，扩招对大学生起薪增长的抑制作用在2009年达到最大，其后毕业生起薪的增长速度逐渐反弹。本研究的政策含义是高等教育规模扩张要适应经济发展的情况，控制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速度并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是提高毕业生起薪的有效途径。

［关键词］高校扩招；毕业生起薪；变动趋势

一、前言

随着知识经济的崛起，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占据愈加重要的地位。各国纷纷大力发展高等教育以适应知识经济对人力资源的要求，从而提升本国的经济竞争力。由于各自国情的不同，高等教育规模扩张也出现不同的模式，主要有以美国为代表的持续增长型，以西欧为代表的波段推进型，以韩国为代表的后发增长型，还有以印度、巴西为代表的超速发展型。［1］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调整现有教育体系结构，扩大高中阶段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规模，通过多种形式积极发展高等教育”。同年，高校扩招政策的出台掀起了高等教育发展的新一轮热潮。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1998年为9.76%，2002年就达到15%，高等教育从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大众化阶段。2010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6.5%。2015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40.0%。在高等教育人口规模上，2000年全国高等教育人口为4402万，2010年增至1.18亿。到2015年，高等教育人口达到1.71亿，占全国总人口的12.4%。［2］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政策极大提高了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中高学历人才的数量。

就中国高等教育借鉴国际高等教育改革的经验，扩大高等教育规模，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这个目标而言，人们已经取得了高度共识，但是对于高等教育规模增加的速度以及实现方式则争议很多，尤其是对扩招后高等教育质量滑坡、高校毕业生就业难等现象有很多批评和反思。在高等教育深化发展的背景下，本研究采用政策评估的视角，通过实证研究考察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对大学生就业，也就是政策结果的影响，来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的适度规模，以阐明高等教育规模是否扩张过快，若要与社会、经济发展相协调，我国应保持怎样的高等教育发展速度，从而为缓解近年来不断突显的大学毕业生就业难问题提供思路。

二、文献综述

1.以往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研究

对于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一种观点认为现有规模已经偏大，应适当控制发展速度。胡咏梅等从国际比较的角度，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因变量，建立三类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与高等教育规模的回归模型，得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不宜再继续大规模扩张的结论。［3］谢尊贤等通过对28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在学率和人均GDP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发展速度应该减缓。［4］

与之相对应的观点认为，中国高等教育规模无论是与国际平均水平比还是与自身潜力相比，都还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岳昌君采用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作为衡量高等教育发展规模的指标，用计量经济回归分析的方法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规模进行了国际比较，发现中国高等教育人口比重的实际值低于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相当国家的国际平均水平。［5］柳博以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作为衡量高等教育规模及发展水平的主要参数，构建了人均GDP与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关系的回归模型，得出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相对偏低，具有较大发展空间的结论。［6］

还有研究者对我国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合理增长速度进行了研究。谢作栩等对我国50多年来高等教育发展波动和美日等国高等教育大众化时期规模扩张的历史经验的分析表明，2003-2020年间我国高等学校学生数的年增长率控制在2%-7%之间为宜。［7］李硕豪基于未来适龄人口的变化和经济发展趋势，利用时间序列法外推高等教育规模纵向发展模型，将获得的结果与横向人口、经济因素相联系进行回归分析，从而得出2013-2030年高等教育规模年均增长率应控制在1.76%以内的结论。［8］

2.我国政策驱动的高等教育规模扩张

根据主体作用的差异，世界高等教育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国家调控和高校自主两种模式。中国高等教育发展采取的是国家调控模式，其基本特征是国家主义和政府主导。在此模式之中，我国高等教育年度招生的计划指标一直是由中央政府制定和下达的，采取基本数加增量的招生指标控制办法。［9］1999年临近高考的时候，国家决定大幅扩大高校招生规模。2003年至2009年间高校毕业生的年均增量为66.57万，年均增速为22.81%（见表1）。高校扩招初期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加的速度远远超过我国同期经济增长的速度，超出社会对大学毕业生有效需求的增长速度。面对毕业生就业难和高等教育质量下滑的问题，教育部在2006年做出了稳定高等教育规模的决定，其后大学毕业生供给增加的速度出现了大幅降低。2009年至2015年间高校毕业生的年均增量为23万，年均增速为3.45%。

以往在对高等教育规模进行实证研究时，研究者多选取GDP、GNP、人均GDP、人均GNP、总人口、适龄人口等变量，在一定程度上解析了高等教育规模的扩张机制。但这些研究却忽视了我国高等教育规模变化与上述因素并无直接因果关系，而决定我国高等教育规模的最直接因素乃是政策。政策因素的影响不仅直接，而且带有强制性。［10］因此判断高等教育规模的适度性并不能依据计量模型中影响因素的系数来判断。

3.高等教育规模扩张的劳动力市场影响

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在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后也出现了大学毕业生失业和教育收益下降的现象。因此，国外近年来更加关注高等教育规模同劳动力市场因素如就业、失业与工资的相关研究。劳动力市场供需理论认为，在竞争性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是由供给与需求决定的，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的变化会导致均衡价格的变化。依据新古典主义劳动经济理论的框架，布劳培等提出，如果高等教育规模不断扩大，毕业生的供给持续增加，其工资水平就会下降，高校毕业生失业现象之所以存在是他们不愿降低工资的结果。［11］Teichler等分别从教育、失业和就业等方面对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进行了探讨。［12］Enders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劳动力市场的相关性进行综合分析，从理论和实证研究方面重点考察了高等教育制度和劳动力市场供求结构的问题。［13］

我国在2006年对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政策进行调整的直接动因是大学生就业难问题。高等教育发展同社会经济发展不协调的问题日益突出，因此考察我国高等教育规模适度性问题也应从高校毕业生的劳动力市场表现着手。在我国高等教育扩招的同时，我国经济结构也在经历重要调整，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竞争日趋激烈，从最初的文凭较量，发展到了价格战，最终导致不正常的“零工资就业”现象的出现。我国自1997年正式确立了高等教育成本分担的财政机制，个体接受高等教育需要缴纳一定费用。在当前国情下，个体接受高等教育的花费主要来自家庭收入，家庭除了需要考虑高等教育的终身受益外，还必须考虑短期内的收益，否则投资高等教育带来的开销会使得整个家庭在一段相对较长的时间承受较大的经济负担。扩招后，从短期收益的观点来看，黄照旭发现贫困家庭要为负担一名大学生忍受更加贫困的生活8至16年。［14］李桂荣等也发现农村籍学生的高等教育投资回收期从10年延长到了14年。［15］

三、数据及模型

为及时准确地了解我国高校扩招后的毕业生就业状况，北京大学教育经济研究所先后于2003年、2005年、2007年、2009年、2011年、2013年和2015年进行了7次全国高校毕业生抽样调查。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应届毕业生，调查时间是当年的6月份。每次调查都参照我国高等教育的地区结构、学校类型结构、学历结构、专业结构、性别结构等进行抽样，努力使调查样本具有较好的代表性。在发放问卷时，对每所抽样高校根据毕业生学科和学历层次按一定比例发放500-1000份问卷。

要分离出高等教育规模扩张对于毕业生起薪变动的净效应，除了需要考虑每年毕业生总量的增速并不相同，还需要考虑到扩招后高校自身、学生和就业环境发生的一系列变化。

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在社会科学领域内非常普遍，多层线性模型（Hierarchical Linear Model，HLM）可以很好地处理具有嵌套结构的数据。［16］个体嵌套于学校是一种最经典的嵌套结构，但由于本研究对高校毕业生起薪进行跨年比较，因此会采用HLM的一种高级形式—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Cross-Classified Multilevel Model），二层变量包括一个横栏的学校分类以及一个纵栏的毕业年份。多层线性交互分类模型将起薪的总变异在个体层面、学校间和年份间进行划分。个体的专业、学历层次、个体人口学特征、人力资本、家庭背景变量会被引入层一模型。一组代表高校特征的变量会被引入横栏方程中，一组代表年份的虚拟变量会被引入二层的纵栏方程中。在本研究中，不同水平的变量都以总体均值进行对中处理（grand-mean centered）。具体的模型设定为：

层一模型

Yijk=π0jk+π1jk（Maijor）ijk+π2jk（Degree）ijk+π3jk（P）ijk+π4jk（H）ijk+π5jk（F）ijk+eijk。Yijk是学校j年份k的毕业生i的起薪；π0jk是学校j年份k毕业生的起薪均值；πpjk是学校j年份k毕业生自变量对应的回归系数，自变量包括一组个体专业（Majorijk），学历（Degreeijk），人口学特征（Pijk），人力资本（Hijk），家庭背景（Fijk）变量；

eijk是层一毕业生的随机效应，即个体i同交互组jk平均值的离差。假定离差服从平均值为0，组内方差为σ2的正态分布。

层二模型

π0jk=θ0+b00j+c00k+（γ0p）Schoolj+（β0p）Yeark。

πpjk=θp。θ0是历年全体毕业生的平均起薪的期望值；γ0p分别是一组学校特征（Schoolj）所对应的起薪差异系数；β0p分别是一组毕业年份（Yeark）所对应的起薪差异系数；b00j和c00k分别为学校和毕业年份对应的随机效应，它们服从平均值为0，方差为τb00，τc00的正态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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